文 | 难得君
北京，国子监藏书库。
1969年10月18日上午，一个穿着干部服的老同志，急匆匆地赶到这里。库房里堆满打成捆的书籍，尘土飞扬。
他顾不得许多，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，亲自动手，解开麻绳，一摞一摞地翻捡起来。
他很专注，眼神里有一种识货的人见到宝贝时特有的光。这些书，原属于我国顶级的藏书家傅惜华先生，几个月前，在“抄家风”里被迫害致死。现在，他的毕生珍藏，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上，等待新的主人。
这位老同志，叫康生。那一年，他七十一岁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来，也绝不是最后一次。
从1968年到1972年，四年时间里，他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三十二次。像一只勤勉的鼹鼠，一趟一趟，从国家临时收管的文物图书堆里，往外搬东西。
最后搬了多少呢？书，一万两千零八十册；文物，一千一百零二件。这还只是有记录可查的。
东西怎么来的？很简单，拿。
有的是打张借条，比如从故宫“借”走那方稀世珍宝唐代陶龟砚，一“借”就再不还，最后索性办了调拨手续，归了他自己。
有的是直接开口要，看到一本清朝的《百家姓》，说“我拿走了吧”，就揣进了兜里。
更多的是象征性给点钱，给多少呢？
宋拓汉石经，传说是蔡邕写的，全国就三件，他付十元。
黄庭坚的真迹《腊梅三咏》，价值数千，他付五元。
宋画院仿赵干《起蛟图》，他付了一角钱。
历代名贵的鸡血石、田黄石印章，他付五分到五角一方。
大庆油田地下挖出来的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，国家法令明确该归国有，他看上了，一分钱没给，让人拉走，还嫌不够，又动用国家工艺美术公司，花了一百四十四个工，从山西、石家庄弄石料，给他配了个砚台身子，前后折腾一年。
最后，他为这个“国家级工程”付了多少钱呢？
四块钱。
算算总账吧。
有关部门后来统计，他拿走的这些图书，按当时市场最低价算，值八万六千多元，他付了两千三百多。
那些文物，值七万四千多，他付了二百五十二元。这就是他“购买”的成本。他心知肚明这些东西的价值，他自己曾说过，这里面任何一件拿到国际市场，“都能成百万富翁”。
康生不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，他的书法堪称近代一绝，左右手都能写，他说，我脚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！
对文物，他真懂，真爱，眼光毒辣。他搞收藏成系列，成体系，筛子过一样，好东西一个不落。
他的问题，从来不是不懂文物的价值，而是太懂了，同时又太懂得权力的“价值”了。
在“破4旧”的狂风暴雨里，无数家庭几代人守护的家当被砸碎、被抄没，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国家的临时仓库。
而他和他的同僚们，就站在堤坝的缺口边，不是去堵塞，而是拿着各式各样的容器，借条、命令、几分几角的钞票，甚至是空手，从容地舀取其中最精华的部分，倒进自家的后院。
那是一个法律被喊口号取代、产权被践踏、个人尊严和生命可以被随时剥夺的年代。
在那种环境下，“公产”成了一个最虚幻也最危险的概念。
理论上，东西是“国家的”、“人民的”，但实际上，谁掌握了分配和看管的“现管”权，谁就能把它变成“自家的”。
康生们的行为，给“公地悲剧”这个词，做了最残酷、最具体的注脚。
当保护不复存在，掠夺就成了最高效的“收藏”方式。
文物是一把尺子，量的是人心世道。
看着康生的故事，我常常会走神，想到另外一些地方，另外一些人。
18世纪中叶，英国伦敦，汉斯·斯隆爵士去世了。
这位著名的内科医生、博物学家，留下了近八万件私人收藏，从书籍手稿到动植物标本，琳琅满目。
临终前，他立下遗嘱，将这些珍藏全部捐赠给国家，条件是给他的继承人两万英镑作为补偿。国家接受了。于是，以这批捐赠为核心，大英博物馆建立起来，并在1759年向全体公众开放。
这个故事里，有几个细节耐人寻味。
第一，博物馆接受捐赠后，非常尊重原物主家族的“剩余权利”，关于这批藏品的处理和使用，都会告知斯隆的后人。
第二，斯隆作为一个学者，凭着自己的财富和兴趣，能积累起如此庞大而珍贵的收藏，并且安然无恙。
在他生活的时代，英国有国王，有比他有权的贵族，但没人能用权力，强行夺走他心爱的藏品，或者用一张借条、几枚硬币就把它“征用”走。他的私产，是安全的。
我们把目光拉回同时代的东方。
紫禁城里的满清帝乾隆，也是个狂热的收藏家。他热爱在天下名画法书上盖章，号称“盖章狂魔”。
整个帝国最好的文物，像百川归海一样，通过各种方式，进贡、采买、抄家，汇聚到他的手中。
在当时的大清，最成功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成功的顶级收藏家，只能是皇帝。道理很简单：你敢私藏一件比宫里还好、皇上又喜欢的宝贝吗？你还是不是忠奴？
两种文明，两种逻辑。
一种逻辑认为，私权是公序的基石，个人的合法财产，包括承载着文化的文物，应该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，哪怕捐赠给国家，其来源和原主的权利也应被铭记。
另一种逻辑则认为，天下之物，莫不属于“王土”，最高权力可以自然地延伸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终极占有权。
文物和财富，是权力的勋章和点缀，谁掌握权力，谁就掌握了对它们的解释权和分配权。
后一种逻辑的后果，是积累时“取之尽锱铢”，聚于一人一姓之宫室；崩坏时则“散之如泥沙”，在历代的治乱循环中，阿房宫、未央宫、紫禁城……无数珍宝在战火与劫掠中灰飞烟灭，百不存一。
这不是哪一次外敌入侵或内部动乱的偶然，而是一种深植于制度的必然。
文物传承的脆弱，映照的是社会财富传承的脆弱，是“富不过三代”谚语背后，那种对恒产缺乏恒心的集体焦虑。
在一个权力可以轻易穿透私人界碑的地方，谈文物的世代相传，本身就带着一种奢望的悲剧色彩。
历史书翻过去了几十年。康生早已在1975年病逝，他费尽心机搜刮的毕生所藏，也早已收归国有，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库房里，书画上还留着他当年的私印，像一道羞耻的伤疤。
时代天翻地覆了。
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细致的法律，强调依法行政，强调文物保护。
博物馆成了文明的殿堂，馆长是受人尊敬的学者。公开的、大规模的、以运动形式进行的文物掠夺，似乎已成遥远的往事。
然而，最近南京博物院掀起的巨浪，却让人心里咯噔一下，仿佛从时光的深井里，又听见了沉闷的回响。
前院长徐湖平，被退休老员工郭礼典等四十二人，实名举报了十三年。
举报的内容，读起来有种诡异的熟悉感：指使专家把真文物鉴定成“赝品”，然后低价流入自己管辖的文物商店，再转到亲属经营的拍卖公司，最终流失海外；私自撕开故宫南迁文物箱的封条，从中挑拣；为了寻求保护，向有关领导赠送书画……
细节或有不同，时代背景天差地别，但那个核心的模式没变，利用体制的漏洞、监管的缺位、信息的黑箱，将本属于国家、属于全民的文物，通过一套复杂的操作，化公为私。
这一次，没有“抄家”的风暴作为背景，一切可能在静默的流程与盖章声中完成。
举报者郭礼典老人，代替了当年那些被抄家后噤声的收藏家，发出了微弱而持久的呼喊。
这一喊，就是十三年。
十三年的沉默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举报信在制度化渠道里徒劳地旅行，意味着那只看不见的手，依然有力而严密。
直到一桩捐赠书画“失踪”的偶然事件，引爆了舆论，才让这场沉默了十三年的举报，重新回到阳光下。
眼下，工作组进驻了，调查开始了。人们都在等一个结果。
人们当然希望，这只是一个极端孤立的个案，是一个“蠹虫”利用旧时代管理混乱留下的尾巴。
电视剧《潜伏》里，余则成对穆连成敲骨吸髓，后者不堪承受而卷款出逃，余则成第一时间跑来报告吴敬中：“穆连成现在住在奈良，所有的财产都转移过去了，听说光古董和字画，就装了五间房子！”
闻听此言，吴敬中后悔得连牙都快咬碎了：“我当时手软了！”
吴敬中是什么人？老谋深算，心思全在捞钱上。他知道自己手不能脏，得找个又可靠又精明的人替他干这些事。
余则成就是那个“天选之人”：能力强，会来事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清楚自己的前程和安危都捏在站长手里。
这两人，一个提供权力庇护，一个负责具体操作，是条相互利用又心照不宣的利益链。
吴敬中一个天津站长，少将军衔，官不算顶大，凭什么？因为他背后站着局座戴笠。
任何一个像徐湖平这样的“余则成”，要想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，系统性、大规模地完成如此操作，他背后是否需要一双甚至几双默许的、乃至提供便利的“眼睛”？
是否需要一种能抵挡十三年举报压力的“气候”？当郭礼典老人接到恐吓电话时，他恐惧的，仅仅是一个退休二十年的前院长吗？
文物，始终是那把灵敏的尺子。它在测量一个社会的法治温度，测量权力被关进笼子的程度，测量私有产权被尊重的底线。
康生的尺子，量出了一个时代的疯狂与失序。那么今天，我们又将用怎样的刻度，来丈量眼前正在发生的故事？
文章写到这里，心情很沉重。写历史，不是为了揭旧疮疤；谈今天，更不是为了渲染绝望。
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珍视那些穿越战火与动荡留存下来的文物，是因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相信法治与阳光的力量，也是因为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像郭礼典这样的老人。
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只是一个在文博系统干了一辈子的普通职工。
他这十三年是怎么过的？一次次寄出举报信，一次次石沉大海，看着自己熟悉的库房、敬畏的文物可能遭受的厄运，他心里压着多大的石头？他会不会在夜里睡不着觉，心里反复掂量那些真假莫辨的恐吓？他图什么呢？到了这个年纪，安稳养老不好吗？
我想，他图的，无非是个“理”字，是个“真”字。是对得起自己干了一辈子的那份工作，是对那些沉默的国宝尽最后一份心。
他是个“抱薪者”，在可能引火烧身的寒冬里，试图为我们大家，保住一点文明的火种。
为众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
这句话，今天读来，格外有分量。郭礼典老人的安全，现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安危。他成了一个象征，一个试金石。如果连这样一位坚持举报十三年、事实清晰、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老人，都不能平安落地，那么将来，还有谁敢站出来，指出皇帝的新衣？
我们的社会自我净化、自我纠正的勇气和通道，又会给旁观者留下怎样的印象？
南博的事件，早已超出文博圈的范畴。
它关乎信任，关乎正义，关乎我们能否真正告别某种历史的幽灵。
我们关注几幅画的下落，更关注让画下落不明的机制是否已被铲除；我们关注一个前院长的责任，更关注能否捅破那可能存在的、让举报沉寂十三年的“保护网”；我们关注轰轰烈烈的调查开始，更关注它最终能否抵达所有应抵达的角落，给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。
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，并非无能为力。我们的关注，就是目光的探照灯；我们的追问，就是民意的压舱石。我们守护郭礼典老人发出的声音，就是在守护社会说真话的底线。这很难，但值得。
最后，说点实在的。写字的人，能做的有限。无非是把知道的故事讲清楚，把看到的逻辑理明白配资指数，把心里的忧虑和期盼说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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